7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
座談會上，無黨派人士代表劉怡先后發言。
劉怡，女，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財政學系主任，北京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劉怡發言的基本內容是：促進消費可做的四項工作。
促進消費首先需要厘清消費的概念。從我們目前主要的三個消費統計指標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涵蓋的范圍還有所不足，比如該指標的消費服務只包含餐飲服務，不包括文化、醫療、教育、藝術、保險、金融中介、住房中介服務等服務性消費、虛擬商品消費。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是通過抽樣調查得到的城鄉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在準確性方面稍有欠缺。最終消費支出使用的核算類數據一般按年公布，難以用來觀察短期經濟走勢。
中國的經濟社會處于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服務業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數字經濟的發展，都讓中國有了發展新機遇。促進消費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一是拓展統計范圍、提高統計頻率，建立服務零售額統計。加快推進虛擬消費、服務消費納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統計體系國家試點。
二是加強多渠道協同。統計部門應加強與稅務、商務、交通物流和企業、研究機構等第三方平臺的業務銜接，科學反映不同地區消費的真實情況。
三是完善稅收分享制度，挖掘消費潛力。由于消費的稅收轉化率不如生產與投資，一直以來地方政府更重視固定資產投資。新經濟業態、新消費形式下消費額歸屬地的爭議，不僅影響各地經濟核算，更涉及稅收收入地區間劃分原則的重新評估。調整稅收分享制度有助于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四是對數字經濟發展加大投入?；ヂ摼W需要的數據、基礎設施，以及數據的利用和保護，既能拉動消費、促進經濟增長，還能讓信息的安全得到保障，應加大對數字經濟的財政投入和對科技創新的稅收支持，以科技創新帶動消費增長。
在《稅務研究》2021年第8期上，劉怡、張寧川、耿純發表文章《增值稅分享、消費統計與區域協調發展——基于增值稅分享由生產地原則改為消費地原則的思考》。其中提到：
在服務消費部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包含餐飲（2019年約占全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1.35% ），缺少對文化、醫療、教育、藝術、保險、金融中介、住房中介服務等服務消費的考慮。
在服務消費快速發展、占比不斷提高的當前和未來，如果使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作為消費地原則下地方分享增值稅收入的依據，可能使稅收收入歸屬和各地的真實消費規模不匹配。
針對目前各消費指標的不足，我們建議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的基礎上加入服務消費的內容，調整為“社會消費品和服務零售總額”。以此為基礎，我們測算了地方由按生產地原則分享增值稅改為按消費地原則分享增值稅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影響。
在實踐中，北京市和上海市浦東新區已率先作出嘗試。北京市自2017年開始率先以“總消費”代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衡量實際消費水平，總消費由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組成，其中服務消費包含消費者在交通、郵政、住宿、居住、教育、醫療、信息、文化體育娛樂等多個服務性行業的消費開支，彌補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不能全面反映服務消費貢獻的問題。
上海市浦東新區在2017年10月底正式發布了“社會消費總額”指標，在原先統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基礎上新增“服務性消費總額”，用以反映浦東新區真實的消費規模、結構和速度。
2021年4月10日，“國家治理與地方稅體系建設”研討會暨第八屆“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發布會在湖北經濟學院成功舉辦。劉怡教授是一等獎獲得者。我有幸與她認識。4月29日，我參加審計署在京召開的第五屆特約審計員聘任會議。劉怡教授作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代表出席。
劉怡教授演講的題目是“消費統計、收稅分享與經濟增長”。
如何完善消費統計制度？這也是我關注的問題。
2017年，民進中央與湖北省政協采用了我的社情民意信息：《以“總消費”替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建議》。
具體內容如下：
從2017年起，北京對于總消費額的統計將以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共同統計，在全國率先以總消費代替傳統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作為衡量實際消費水平的指標。這種分類無疑是一種創新，整合了第三產業的部分內容。
筆者認為，好處多多。
一是消費的范圍擴大了?？傁M是指國內生產總值中最終用于消費的部分，它包括居民個人、企業(集體)和政府部門用于最終消費的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全部支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雖然也有服務業的內容，但是范圍有限，部分內容在服務業統計范圍內?？梢?，“總消費”指標的應用可以促進現行的統計方法制度的簡化。服務業處與貿易經濟處就有可以整合的空間，甚至可以統一為消費處。
二是把消費總量予以獨立的研究。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16年消費對GDP貢獻率達到64.6%。而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報告，發達國家的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80%左右。發展中國家一般在70%以上。可見中國的差距所在?？傁M從全社會的角度反映了消費的總規模，有利于研究和觀察全社會的消費需求與有效供給，及消費構成、消費與投資的比例關系等重要問題，為國家制定消費政策提供依據。可見，“總消費”是一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重要標志。
三是科學反映總消費的結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指標，給人留下的主要印象是“消費品+零售”，顯得很單一。按照新的總消費指標的劃分，2016年北京市實現總消費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8.1%。其中，實現服務性消費8921.1億元，增長 10.1%，服務消費占總消費的45%；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1005.1億元，增長6.5%，占總消費額的55%以上。網上銷售是零售額增長的主要帶動力，限額以上批發零售業企業實現網上零售額2049億元，增長20%，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18.6%，拉動全市零售額增長3.3個百分點。信息消費、文體娛樂消費、綠色消費較快增長。
四是明確商品消費的重點，推動服務消費業的發展。以北京為例，由于社區消費約占商品消費額的60%，北京決定在2017年抓緊社區商業發展，提升社區消費品質。2017年，北京將新增便民商業網點1000個左右，其中新建和規范提升200個蔬菜零售網點、200家連鎖便利店、100個末端配送網點。2016年北京完成“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任務113項，完成率達80%。
可見，在北京試驗取得經驗的基礎上，適時以“總消費”替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以及合并貿易經濟處與服務業處的業務，是必要的。
